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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要赶上时代。”邓小平说。

封闭已久的国人再次猛然意识到与世界的差距，他们需要一种精神，来激励自己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。

中国排球项目的突破，向世界证明了“中国人能行”。北大学子喊出了“团结起来，振兴中华”的时代最强音。1986年，中国女排实现历史性的五连冠，“女排精神”广为传颂。

“铁榔头”郎平说：“我们扣下的每一个球，都有医生们的功劳。”自1959年，曲绵域在北医三院建立中国第一个运动医学研究机构以来，袁伟民、郎平、孙晋芳、陈镜开、李宁、邓亚萍、姚明、郭晶晶等一大批运动员、教练员都经过他们的诊治。80年代，中国的关节运动损伤手术还是传统开放化手术。敖英芳在日本研修了关节镜技术回国后，开始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与探索。几年之后，他们已经走到世界前列，某些高端技术国际领先。以敖英芳等为代表的中国关节镜微创外科被国际同行称为“后来居上”。

当王海燕考取教育部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国深造时，中国的肾脏病专业只认识两个病：肾炎和尿毒症。“如饥似渴”、“日以继夜”，王海燕要把这个差距追回来。在1986年国际肾脏病会议上，王海燕首次报告了中国肾小球疾病的疾病谱。2011年，王海燕领导团队完成的研究被列入了国际肾小球疾病的临床指南，成为IgA肾病蛋白尿的治疗依据。曾经，中国肾脏病学界连“肾炎”分为多少种都不清楚，今天却已经能够与世界发展进度保持一致，能够跟国际一流的专家平等对话，能够指导和协作世界范围内的研究，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好的范例。

当张丽珠开始研究试管婴儿时，世界首例试管婴儿早已在1978年诞生。1982年，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。张丽珠的工作又受到了质疑：“计划生育规定少生，为什么还要搞试管婴儿？”查阅了相关政策后，张丽珠发现上面除了写着：少生、优生，还有一条：帮助不孕的病人怀孕。看到这一条，张丽珠心里踏实了，要知道，北医三院的妇产科已经收到了数千封不孕患者的求助信。她继续与北医组织胚胎教研室的刘斌合作，依靠极其简陋的设备，以无畏的勇气，大胆尝试、屡败屡战。1988年，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降生。张丽珠穿着白大褂，怀里抱着小宝宝，脸上满是慈爱笑容，这张照片第二天登上了中国各大报纸的头版。

在张丽珠的言传身教下，学生乔杰也始终相信“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”。见证了“中国首例”的诞生，乔杰创造了她的“世界首例”。她通过与北京大学谢晓亮、汤富酬教授的合作，将MALBAC扩增高通量测序技术应用于临床研究。2014年9月19日，世界首例 MALBAC宝宝在北医三院诞生。这标志着我国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

张丽珠搞试管婴儿，一根取卵针要消毒后反复用，针头钝了就自己去钟表铺找师傅给磨尖，条件艰苦得很。在人民医院，日子也不怎么好过。满脸书卷气的陆道培，找到院长杜如昱，一张口就是要房子。杜如昱被逼的没有办法，灵机一动把男厕所改造成实验室。陆道培高高兴兴地钻进实验室搞研究去了，杜如昱还得向整层的男同事做工作，让他们到楼上去解决“个人问题”。

陆道培在实验室想要攻克的是白血病这一恶性肿瘤。早在1964年，陆道培便完成了亚洲第一例、世界第四例异体同基因骨髓移植。但在闭关锁国的年代，世界完全不知道这位年轻的中国大夫作出的成就。文革后，陆道培带领血液组，重新开始了中断十多年的骨髓移植工作，并再次走到了世界前列。

刻苦钻研、顽强拼搏，中国人靠着这股精神，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将与世界先进技术的差距，步步缩小，最终超越。

上医治未病，北医的大夫们的视野绝不仅是小小诊室。

在北大医院的妇产科，以高票当选为北大医院院长的严仁英，出人意料地从临床改行，开始做起了当时不受重视的“围产保健”。这是一门新兴学科，目的就要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，促进母婴健康。严仁英说：“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，预防则可造福一大片。”她深入最基层的农村做“围产保健高危管理”，她教会准妈妈们吃叶酸来预防神经管畸形，她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。

口腔医院院长的张震康，对我国口腔卫生状况忧心忡忡，70%的国人没有养成刷牙的习惯。1988年，他做了一件大事，组织筹建中国牙病防治指导组。他们在全国普及口腔健康教育，开展口腔预防工作。

而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（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），徐光炜带领医院在临床治疗的同时，也侧重抓好肿瘤的预防工作。1987年开始，医院应用乳癌普查车和胃癌普查车深入基层，开展筛查。

1992年岁首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动身南巡，一路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，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国策得以延续。他说：“经济发展得快一点，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。”1995年，“科教兴国”战略正式提出。

这时，已经成为北京医科大学（原北京医学院，现北大医学部）校长，兼任党委书记的王德炳，正全力以赴，主抓“211工程”的申报，争取首批进入。“211工程”，即面向21世纪、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。这是实施“科教兴国”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。

早在1984年，北医便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十所大学之一。这一年，北医创建护理系，成为中国首批恢复高等护理教育的院校之一。赵炳桦担任第一届护理系主任；这一年，北医隆重举行了首届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。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博士生马绪臣第一个通过了论文答辩，成为了我国依靠自己力量培养的第一位医学博士；这一年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启动，王夔、张礼和抓住机遇，我国第一个药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北医。

对于北医，首批进入“211工程”似乎应是顺理成章，但出乎王德炳的意料，这个申报过程历经艰难、一波三折。情急之下，王德炳不惜以个人名义，给卫生部部长写信，递交辞呈：“失去进入211工程的机会，我就成了北医的罪人！”至1996年，北医正式通过了国家首批“211工程”建设项目的论证，王德炳终于长舒一口气。

1999年，高校扩大招生规模，中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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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伊始，80%的中国人目不识丁，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，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遍及祖国边疆角落。如今，中国文盲率下降至4%，高等教育在校生高达3800万人。中国将沉重的人口负担，转化成了人口红利。

1999年，药学院张礼和院士发表文章《新药研究必须走多学科协作之路》，他对学生周德敏说，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。他建议学药物化学的周德敏去美国做博士后，跟随国际化学生物学之父舒尔茨。

1999年，人民医院眼科大夫黎晓新收治了一名特殊的眼病患者。他是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一等秘书曹荣飞。这一年，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，三名工作人员以身殉职。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遭遇类似袭击。曹荣飞在轰炸中身负重伤，左眼出现外伤性黄斑裂孔，面临失明的危险。就在诸多眼科专家束手无策之时，“玻切女王”黎晓新用40分钟的手术，为曹荣飞留住了光明。

70年沧桑巨变，新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庶，从封闭走向开放，从赶上时代走向引领时代，北京大学医学部就是这过程的见证者与亲历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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